近代“山西才子”郭象升在为民国十一年（1922）校刊重印的《樊南诗钞》所作的序言中写道：“鄙州当太行之巅，文教敷施，在晋地为独后。逮朱明之季，风雅勃兴，迄清初首尾百馀年，作者相望。傅青主所谓‘晋雅晚在高都，析城间也。’其后诸县稍凌夷，而阳城独擅吟事。虽五尺之童，矢口讽咏，无平仄鉏铻者。”这段话生动形象地描绘了阳城文风鼎盛时期的情形，写得十分精彩。

       如果说顺康时期是阳城科举的高峰期，那么乾嘉时期则是阳城文风的鼎盛期。其影响所及一直到道光咸丰年间。这个时期的特点是有领袖，有团体，读书吟诗成风，并先后刊印了一批诗文集。

阳城在明末清初就已经出现了一些文学团体。有案可稽的有张慎言、杨朴等结成的“海会诗社”（见《明故承德郎大兴县知县贲闻杨公及元配赠安人王氏合葬墓志》），张多学与陈昌期等人结成的“樊川文社”。陈廷敬在《西园先生墓志铭》中记下此事，并描述了当时文社活动的盛况：“先生加意造士，与我冢宰公结文社于樊川之上，邑之俊人胜流，毕集其中，阅五日。晨露未晞，桑柘交阴，丛花蔽路，先生布袍草笠，循河渚而来，与我冢宰公山崖水湄，危坐竟日，以待诸君为文。口吟手画，赏其俊句，或有不嗛，慨然而叹，移时不乐。余与先兄庶常公、先生令子实亲炙其盛焉。”“邑之俊人胜流，毕集其中”人数可谓众矣！“阅五日”，时间可谓长矣！简直是一次全县文人的盛大笔会。以后出现的诗社还有“樊南吟社”、“七逸诗社”、“梅花诗社”等等。

       “樊南吟社”出现于乾隆晚期，由当时被称为“骚坛四逸”的延君寿、张晋、陈法于、张为基组成。“骚坛四逸”，就是当时阳城诗坛的领袖人物。延君寿、张晋不仅有创作实践，而且有创作理论，是在当时国内都有一定影响的诗人。至于陈法于、张为基，也非等闲人物。陈法于是陈名俭之子，其曾祖陈廷敬、祖父陈豫朋都是进士，父亲也是举人。家学有自，早年便能写诗，后又从王炳照学而诗愈工。延君寿说他“与余交最善，风雨联床，数十年无片语忤。”可见他是与延君寿堪称伯仲的人物。县志称张为基“慧而好学，不求仕进，未弱冠学已称富”，后“下太行，渡黄河，游伊洛嵩邙，历览名胜”，回乡后益“发胸中奇气”，延君寿说他的诗“琅琅有金石之声”。似乎也是一位天才诗人。

“七逸诗社”于道光、咸丰年间由号中称逸的七位老人组成。这七位老人是：闲逸杨庆云，涧逸李焕章、墨逸王萃元、心逸延常、柳逸曹承惠、樵逸张贻谷、书逸韩纪元。后来又加入一位润城下庄南神庙的僧人，法名立本，号为莲逸，实际上已成“八逸”。“七逸”都是皓首穷经的落魄秀才，虽一生穷困潦倒，仕途无望，却能达观地面对人生，自立诗社，自找乐趣。他们的活动有固定日期，又有临时的邀约聚会。或为老友祝寿，或为佳节欢聚，或遇花好月圆，或逢良辰吉日，他们总能找到聚会的理由。聚会的目的是为了吟诗、为了切磋。聚会的诗歌有事先写好的，有即席唱和的，总之，诗是活动的主题。柳逸曹承惠有一首《移九月九日逸社第三会于闰中秋》诗，诗中写道：“本拟重阳会众仙，恐妨辜负月重圆。逢元再闰中秋节，改社仍开七老筵。”这首诗应写于同治元年（1862），这年闰八月，“逢元再闰”意指咸丰元年（1851）闰八月。从中我们可以窥见诗社的一些活动情形，也可以推断出，诗社的活动至少已坚持了十二年。樵逸张贻谷有一首《闰中秋诗四首，呈逸社诸老兄教正并请赐和》诗，诗中写道：“十二年来逢两度，天教胜景老频看。”也正好印证了这一点。

梅花诗社是在咸丰八年（1858）兴起的。那年，时任阳城知县的王莲溪在政事之暇，写了《步张船山咏梅原韵八首》。诗在阳城文人中传开后，一时有数十人应和。王知县收录了二十五人的应和诗，品评等次，辑为一册，题名《梅花诗社同吟集》。这个诗社有知县牵头，以后当还有活动，只因笔者手头资料有限，探索范围不广，现在尚不得而知。

能够结社活动的，也许还只是一些有影响的、有头面的人物。那些自食其力的劳动者，有没有这种风雅呢？我们可以举两个例子来看一看。一个，我们姑且把他称作“豆腐诗人”吧！他名叫张文炳，阳城城里人，家至贫，靠卖豆腐自给。但喜好诗歌，“刻苦玩学，久久稍成篇章。”他曾经写过一首诗，题为《仙人洞》：

洞里仙人何所往？丹炉空霭薜萝烟。

巉岩枯木双栖鹤，峭壁青松半插天。

窗外风云龙虎穴，门前芝草鹿麋田。

苔封今为山樵破，无处寻真学叩元。

这首诗受到告老还乡的刑部尚书白胤谦的赞赏，于是他写诗的兴趣更浓。后来又写成的诗篇中，又因有“晒药扫残雪”这样的诗句，受到陈廷敬的称赞，因而更一发不可收，终于成为当时阳城著名的一位诗人。另一个我们可以称之为“农民诗人”。他叫陈嘉谟，字云珊，家在龙泉里（今北留史山村），非皇城陈氏家族人。他家贫，居破屋一间。中年丧妻，无力再娶，教二子读书，耕田自给。可以看出，他是一个地地道道的农民，如果划分阶级成份，他顶高能算一个下中农。但是他“笃学”，“终岁闭户吟诵”。家无藏书，只能向别人借阅，而他读书的兴趣却有增无减，常常“不穷其蕴不止”，也就是说，不把藏书之家的书读完，他不会中止。可见其“笃学”的程度。他有一首诗，题为《樊虎溪以析城山诗见示，且约同游，成此却寄 》：

不蜡登山屐，非缘行路难。

同游期异日，有梦历千盘。

一入形骸累，焉知天地宽？

且将诗满幅，当作画图看。

从诗中可以看出，作者贫至不能应朋友之约去游析城山。“不蜡登山屐，非缘行路难”委婉地道出了家贫的心酸。而“且将诗满幅，当作画图看。”则强烈地表现了他对诗歌的喜爱和执着。

富人结社聚友诗酒唱和竞风雅，而自食其力的体力劳动者也吟诵不缀。在这种大环境的影响下，阳城寺庙的僧侣中也涌现了一批诗、书、画皆佳的人。前面提到的“七逸诗社”中就有僧人立本，这还不过是乡村小庙的一个和尚。至于县中知名大寺，这类人物更多。福缘寺有僧具益，别号无念道人，邑乘称“所画墨竹丰神潇洒，直追文与可堂奥”，而且是一位诗人。开福寺有僧名真漟，“书法苍老”，是一位书法家，并有诗书于塔。金台寺有圆义、广霖两个僧人，都有个人诗集。河北口寺庙里有一位僧人，坐化时曾题诗云：

用心收拾旧袈裟，拣点行囊无半车。

袖拂白云离古寺，肩挑明月走天涯。

只怜松顶巢新鹤，笑向阶前散素花。

吩咐犬猫随我去，休教流落野人家。

有超尘洒脱之致，格律风韵皆佳。还有位法名本正的僧人，在一首《和卢广文归山馆》的诗中写道：“此去须防山路险，休从驴背苦吟诗。”这更从一个方面反映了当时阳城诗风之浓。

阳城那时不仅有僧诗人，还有女诗人。县城东关人卫昌绩，康熙丙戌（1706）进士，入翰林院任检讨，居馆阁近二十年。他爱诗，读书过目成诵，全唐诗读得滚瓜烂熟，可随意点题而背诵。其妻王氏即是一位女诗人，夫妻酬唱传为佳话。皇城陈师俭，字汝贤，号鹤皋，陈廷敬次子陈豫朋之子，雍正丁未进士，入翰林院为庶吉士。诗人，著有《鹤皋诗集》。其妻卫氏，诵诗书，教儿课孙，也是一位女诗人。她有《《岁寒课子》诗云：

梅花独放岁寒枝，夜静机窗罢织时。

寂寞更深人不寐，青灯黄卷课孤儿。

她死后诗人陈秉灼有《挽从伯母宜人诗》，诗中写道：“教子教孙几斗泪，一姑一息每弓田。深闺曾睹先生席，白发清灯有蠹编。”也反映了她读书课子的清苦生活。

陈豫朋长女陈静渊，更是闻名遐迩，“以礼自持，以诗自适”的女诗人。她在《秋兴》诗中写道：“近日闲心少，都缘愁病多。案头疏笔砚，窗下废吟哦。”她在《秋日感成》诗中写道：“闲中遣兴聊烹茗，病里祛愁偶赋诗。”看来，她确是一位“以诗自适”，病里也难废吟哦的“巾帼”诗人。她留有诗作《悟因楼存草》。我市著名诗人柏扶疏曾为她写有题为 《》的广播剧。

阳城明清有多少诗人，写有多少诗篇，现在实在无法统计出来，我们只能借一滴水来看大千世界。阳城东乡有首流传至今的民谣：“郭峪三庄上下伏，举人秀才两千五。如若不够数，小城寨上补。”这里提到的不过六七个村庄，涉及的书香书第、科宦世家不过张、陈、王、李、杨、张六家，阳城有这样的诗书世家十三个，另外还有许多几代人苦读诗书，而偶有人作官的人家，这林林总总，该有几个“二千五”呢？民谣不免夸张，却也反映了当年的实况。我市作家田澍中先生就他收集到的资料，编写了一套《润城古代诗文选编》，共收录润城明清66位学者诗人的散佚诗文1451首（篇）。阳城明清创作的繁荣，从这一滴水中不是可以有所反映吗？

为了进一步说明这种文化氛围的影响，我还想写一点自己的亲身感受。小时候，母亲给我讲过一个从上辈人口中听到的故事：她说，小城从前有许多人在外做生意，常常是小小离家，老大了才能回家看看。有一天，邻居一个在安徽做生意的人回来了，他走到了门口，门口的小孩都围上去问他，从哪里来，要找谁。于是他吟了一首诗：“少小离家老大回，乡音无改鬓毛衰。儿童相见不相识，笑问客从何处来。”长大后我知道了这首诗就是唐朝诗人贺知章的《回乡偶书》，并不是那位商人的作品。可是这却是我学到的第一首唐诗。母亲生在润城东坪上一位小商人的家庭，从小并没有读过书。他传给我们的诗歌和故事，都是从上辈人口中听到的，然而她又传给了她的儿女，影响到了我们这些二十世纪四十年代以后出生的人。我想，这就是社会环境的作用，就是历史的渊源。

阳城崇文的浓郁氛围，还造就了一批痴迷于诗文的人，而这一批痴迷于诗文的人反过来又加浓了阳城这种崇文的氛围。侍御田嘉谷的父亲田彤，就是一个“文痴”。县志说他“为文不徇时好”，“独邃深古学”。当时刻印艰难，书籍奇缺，他就“手抄线装凡数十卷”。而每次打开这些书阅读的时候，都毕恭毕敬，如面对古人。他不仅自己独享读书的乐趣，还要收生授徒与其共享。教生徒，“不问其修脯”，也就是说，只要愿意上学读书，交不交学费都可以，甚至于“转给其食饮”。明朝时还有一个叫王隆的人，“安贫好学，无意仕进”，却痴迷于诗歌，“八十馀携册讽咏”，就是说八十多岁时仍随身携带书本，读诗写诗。他有一首《题希夷高卧图》写道：“汴京龙虎风云会，华岳壶芦日月长。非是先生真爱睡，达人羞看利名忙。”希夷一词出于《老子》。《老子》曰：“视之不见名曰夷，听之不闻名曰希。”这里的希夷即希夷先生，是五代道士陈摶的赐号。陈摶，生于唐末，五代时居华山修道，常睡卧百馀日不起。作者为希夷图题诗，目的在于表达自己羞于为名利奔波的思想情怀。阳城在明清时代确有一批不计名利，甚至舍弃名利而沉迷诗书的人。陈廷敬弟陈廷弼的儿子名陈随贞，他“天资俊逸，学问宏深”，康熙已丑（1709）中进士，选翰林院清书庶吉士。身居词林，这是多少读书人梦寐以求的目标啊！而他却对此冷漠，甚至厌恶。他借故请假回家，不复仕进。筑名园，居山中，“诗酒潇洒以终”。著有《立诚堂集》、《寄亭诗草》。

清时，润城上伏村有一个武生叫李维杰，大概是因自己一生练武，读书习文少，而感到有所遗憾吧，临终时对两个儿子说：“本村文社积项无多，吾欲捐山田百亩益之。勿吝也！”他死后，两个儿子遵其遗命，把上百亩地捐给了上伏文社。有这样热心捐助的人，阳城的文风能不兴盛吗！

九、从王国光吴江立碑石，说到阳城籍官员的清廉形象。

王国光后人保存的《白巷里王氏宗谱》上记载了王国光任吴江知县时的一段故事：王国光在嘉靖甲辰（1544）考中进士后，被朝廷派到吴江做知县。吴江地广粮多，较为富庶，却是一个“难治”的地方。王国光到任后暗暗打定了治理的决心，于是首先向自己放了一把火，他在县衙前竖起一块碑，上刻：“山西王国光，初任到吴江。若受一文钱，客死不还乡”。公开向社会作出了以清廉自律的承诺。

不仅是公开承诺，而是以行为证明，且得到承认的廉吏，也大有人在。清康熙时的卫立鼎，就是受到大清官于成龙举荐的“畿甸廉吏第一”。他任卢龙知县时，大司寇魏象枢巡察京郊时曾到卢龙，卫立鼎备酒饭款待，魏司寇说：“令饮卢龙一杯水，吾亦饮令一杯水耳。”于是不食，仅饮茶水一杯而去。

阳城出去的官吏，多以清廉著称，其中，最有名的就数明代被誉为“不私一钱”的杨继宗。明朝成化年间（1465－1487），各地官署厅前，都树一块牌子，上写天下四大清官的名字，阳城的杨继宗名列第一。当时有高丽国人写诗称赞道：

天下谁人肯执中？三原王恕秉心公；

浙江陈选堪连并，更有山西杨继宗。

杨继宗的“清”，首先表现在他能清廉自守，严于律己。初任嘉兴知府时，仅有一仆相随，官邸萧然如逆旅。当时有一位御史到嘉兴清军却逐户稽核，打死了许多百姓。杨继宗获悉即张榜告示：“御史杖人至毙者，诣府报名。”御史看后十分恼怒，对杨继宗怀恨在心，在其即将离开嘉兴时，突入知府官邸搜查，当他打开杨继宗的箱子，见仅有只有几件破旧衣服时，只好狼狈离去。升任浙江按察使后，他母亲去世。噩耗传来，杨继宗立即离开官署，住入驿亭。返家时，仅带一仆，携书数卷。他的清廉是出了名的，就连嫉恨他的宦官也不得不承认：“天下不爱钱者，惟杨继宗一人耳。”

他能以清廉自守，从不收礼。在嘉兴时，郡中有一个富翁，多善行，但常遭人妒诬，杨继宗能明辨是非，常常使他得以保全。离开嘉兴时，这位富翁让其儿子送至吴门，并赠百金表谢意。杨继宗笑而却之，并诫告说：“财者， 累也。……汝当策厉以持门户。”

他“拒腐蚀，永不沾”，也从不送礼行贿。明朝中后期，宦官是权重势大的恶势力集团。他们横行无忌，朝野官员多畏而贿之。而杨继宗却是一个不买账的。有个管织造的宦官路过嘉兴，杨继宗赠给他的礼物是菱藕和历书。他不收，非要金银绸缎不可。于是，杨继宗发公函，取出库金说：“金具在，与我印券。”这个宦官愕然不敢取，只得悻悻而去。杨继宗的“请”，还表现在能明辨是非，洗雪冤情。在任刑部主事时，河间府捕获一名强盗，却让张文、郭礼两名里甲押送京师。途中强盗逃跑，张文对郭礼说：“纵盗者罪与盗同。两人都死，不如留一人。你母年纪大，又无兄弟，你可以作解押犯人的人，把我当作强盗，这样，你母子性命或可以保全。”于是自己戴上刑具，与郭礼奔赴刑部衙门。杨继宗察其言观其行，认为他不象是强盗，于是询得实情，宽免了二人罪，并打发回家。不久，两个强盗也被抓获。杨继宗任浙江按察使时，有十多个仓官因库存亏空而入狱，他觉得这十几个人不是贪官，想减免刑罚，却又弄不清库存亏空的原因。恰好这时，他发现自己的月俸超出了原来应有的数额，核对其他人员的月俸，也是这种情况。于是他明白仓吏粮亏的原因了。他要将实情上报，有关人员都很恐惧，要求捐俸代偿。于是，这十几名仓官的冤情得以昭雪。

阳城籍官吏不仅自守清操，而且能体恤民情，爱民济民。郑鼎的儿子郑制宜于至元十五年（1278）承袭父职，戍守鄂州。十九年（1282）为征讨日本在江边的小洲上造楼船，洲上地面狭小，有人建议迁移居民，制宜不愿扰民，让另寻地方造船。大德八年（1304），山西发生大地震，平阳尤甚，时任内台御史的郑制宜奉命存卹，他昼夜倍道兼行，到平阳城后，亲入里巷，抚疮痍，给粟帛，突现了一个亲民爱民的官员形像。

杨继宗初到嘉兴时，“会郡大饥，死者相踵。”他怜悯百姓，竟不顾个人进退安危，来不及禀报上司，即开仓赈灾，“全活万计”。张敦仁在任苏州知府时，遭逢旱灾，收成不好，农民只得卖掉耕牛活命。牛是农民的家中宝，卖掉耕牛，明年怎么生产？农民怎么生活？爱动脑筋的张敦仁，想了个办法，捐钱收买耕牛，来年春天降雨，又让农民以买价赎回。为民输困，民心大悦。他们展示的是惠民爱民的形象。

阳城在外官员的清廉还表现在他们能够严格要求自己的家人和部属。陈廷敬就是一个不仅严于律己，而且谆谆告诫子弟，严格要求家人的大官。其子豫朋曾在四川为官，入觐回京，陈廷敬曾以诗勉励，诗曰：“敝裘赢马霜天路，赖汝清名到处传。”为了不辜负父亲的期望，陈豫朋写了一首《自诫》诗，诗中写道：“矧兹亲民官，重戒在饕餮，饮有贪廉津，遗矩在前哲。敢因美与甘，捐弃名与节！”直到陈廷敬逝世之后，陈豫朋仍念念不忘：“顾念先世清白传家，未敢失坠。自筮仕以来，冰兢自失，虽宦途濩落，而来曾以贿败。”可见陈廷敬的言传身教对家人后代的影响之深。陈廷敬的胞弟陈廷愫曾任河北武安县知县，在其连任两届期满后，曾写信让兄长将其升迁京师。陈廷敬没有为亲情所动，利用手中的诠选之权为其弟另谋高位，而是劝他返家侍奉年迈的父亲，管理田地庄园。并且题诗安慰他：“十亩之宅，五亩之园。有水一池，有竹千竿。勿谓土狭，勿谓地偏。”他劝阻家人跑官要官，也不许跑官买官者进入自己的家门。在担任吏部尚书时，曾严饬家人，有行为不端者，有送礼贿赂谋私者，不许放入。他对于自己的部属也注意规范其言行，严格要求。他在担任左都御史时，要求监察御史们“退食私居，严杜请谒”。如有揭发检举，“不许预闻于堂官僚友，以滋指使嘱托之弊。”他认为监察御史是“国家耳目之官”，他们的工作，关系到“人才之正邪，吏治之贪廉，事关生民利害。”其职责要求“正言无隐”。所以“如中外臣僚果有奸贪不法”，“则当切实指陈”。而且进一步要求部属“言不轻发，发而必当，使不肖之徒有所警戒顾忌，而不敢恣意为非。”

陈廷敬不仅谆谆告诫，进行言传，而且身体力行，为僚属垂范。康熙二十四年（1685）九月，陈廷敬上《抚臣亏饷负国据实纠参疏》，查处了一起封疆大吏侵吞国库银九十万两的大案。

清廷平定三藩时用兵西南，财政困难，于是大开“捐纳之门”，时任云南巡抚的王继文因此积储了许多粮草。这些粮草，是“捐纳”而来，供平叛的军队用的，王继文却动用库银，另购粮草，而扣留了这一大批“捐纳”物资。三藩平定之后，王继文手中尚馀粮514000多石，谷草11615000馀束。他将这些粮米以官俸抵给本省官员，把谷草抵给驿站作报销费用，因而侵吞库银90馀万两。陈廷敬认为王继文“身为封疆大吏，当军兴之际，不思裕国省饷，亏损国课几至百万之多”，“溺职不忠”，“亏饷负国”，因而以左都御史的职权“据实纠参”，予以查处。这一重大举措，使朝野上下为之震动，“由是风纪整肃，中外大小官吏莫不色动神慑。”

像陈廷敬这样敢于抓大老虎，敢于打真老虎的官吏也不乏其人。田从典的儿子田懋也是一个为民除害、为国锄奸而敢于碰硬的人。他在任御史期间，因弹劾不避权贵，一时有“白面包公”之称。他任副都御史后，曾遇到过一个棘手的大案。被告是某相国的兄弟，仗势为非作歹，竟至强抢人妻，民愤极大。田懋亲往察办，仅带一仆，乔妆私访，探得实情。一审定案正法。

阳城在外官吏，都很清廉，未曾有因贪腐而被罢官的。无欲则刚，廉而生威。因而也大多耿直刚强。《明史》称杨继宗“性刚廉孤峭，人莫敢犯。”这大概是阳城籍官吏的人格共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