郭峪城中王重新老宅的门上，至今还留有几块当年的匾额。其中有两块体现了王重新的致富理念和处世哲学，耐人寻味，发人深思。一块是“顺理则裕”，意为经商有道，不发横财，就能富饶。“裕”，不仅有财物多的意思，还有“宽裕”的意思。于是“顺理则裕”还有一层意思是顺应情理，处理事情就有宽阔的活动空间，就能进退自如，游刃有余。另一块是“居仁由义”，意为存心仁厚，遵从正道，奉行真理。王重新所以能“不数年赀雄邑中”，成为生意兴隆、家财无数的巨商，与他有这样的经商理念和处世态度是分不开的。他存心仁厚，热心于救贫扶困。平时乡里有“死不能棺者，病不能医者，婚嫁不能具礼、赋税不能如期者”，只要求上门来，他都热情资助。他家喂养着几十头骡马牛驴，一方面供自己出门运货使用，一方面供闾里乡邻耕田拉磨使用。为了邻里使用方便，他家每天都在自已的门旁拴几匹牲口，使用的人可以随时从那里牵走，不必请示主人。用毕，送回拴在原处就行 。至今王家老宅的外墙上还保存着当年拴牲口的几个铁环。他对自己的雇员“不苟言笑”，管理严格，却待遇优厚，关怀备至。他所用的人大都是亲朋乡邻，踏实可靠。生意上的事全托付他们，自己每年大部分时间在家。然而他也没有闲着，他要为他的雇员们当“后勤部长”，解除他们的后顾之忧。对“所用之人，念其劳于外，家事无细大，必为计划，体恤周至”。不论是婚丧嫁娶，还是耕种收割，他都会派人关照。甚至于亲自带人上门，为他的雇员建筑新居。他的雇员家人生活都较为宽裕，有的甚至颇有积蓄，有了做点小买卖的资本。有一个叫王鸿征的雇员病逝了，王重新就像扶养自己的孙子一样扶养他的儿子，并为他家建筑了新居。有一个叫王征明的孤儿，少年丧父，有一笔丰厚的遗产，他怕自己保守不住，就投到王重新的门下。王重新收留了这个孤儿，并为他代理财产。由于他“待诸仆严而有恩”，所以他的雇员都肯替他出力，甚至于为他卖命。战乱时他被一支乱军捉拿，有一个叫杨好宾的仆人，跑来向兵首叩头，请求代他受戮。兵首有感于此仆的义气，就把他两人一起放了。像这样的为人处世，人际关系怎么能不和谐！

        除了“宅心仁厚”之外，顺应民情也是王重新为人处事的重要理念。他在郭峪城中修建的豫楼，就是他这一理念的体现。豫楼，是按《周易》“豫”卦的卦义命名的。荀子说：“先患虑患谓之豫，豫则祸不生”。豫楼的“豫”，除了这层含义外，还有“顺以动”，顺应民情动不违众的含义。早在建郭峪城之前，王重新就有建豫楼的打算，结果却是在城建好五年之后，一个特殊的时间才开工。这是怎样的一个“特殊”呢？请看王重新《焕宇变中自记》碑文的记载：“至崇祯十二年六月间，飞蝗灾起，自东南而来，遮云蔽日，食害田苗者几半。蝗飞北去，未几而蝻虫复作，阴黑匝地者尺许。穷山延谷，以至家屋房闱间，无所不到。谷豆禾黍等食无遗草。秋至明年三月尽，雨雪全无，怪风时作，桑蕊、菜苗皆以霜毙。且虫有如人形者，头尾有丝，结于树枝；虫有如跳蚤者，嚼食菜根。米价至三千五百仅获一石。以故民有饥色，野有饿殍，夫弃其妻，母遗其子，榆皮桑叶等类皆刮而食之，如人相食者，间亦有焉。”同治版《阳城县志》中也有崇祯“十三年三月，天赤、日月无光者二日。是岁无麦禾，人相食。”真是“种种灾异，千百年所未有”。就是在这样的“特殊时机”，豫楼开工了。“予因予崇祯十三年闰正月十五起修豫楼，即以佣工养育饥民数百，为一方保安固存之汁。”这就是说，豫楼是在蝗蝻霜旱灾害肆虐，人相食的“特殊时机”，用以工代赈的方式修建的。这里干活有饭吃能活命，何乐而不为！数百名劳工，不召而至。饥民以之活命，主人因此工成。皆大欢喜，其乐融融。所以泽州廪生王弘在《焕宇王翁豫楼记》中赞美道：“意造物者之设是久矣，而尽之于今，何其‘顺以动’也！天之佑也，人之助也，百世不易之道也。”

        阳城民风“勤俭质朴，忧深思深，有陶唐遗风”。旧县志还特引《府志》的话说，阳城人“重名节，惜廉耻”。在这种风俗的熏陶下，阳城人为官则忠，处世则义，居家则孝悌。

        按照儒家的理论，维护家庭和谐的保证是孝、悌。所谓孝，即孝顺，父慈子孝，尊亲敬老。所谓悌，即兄爱、弟敬，敬重长上。孝以维护纵的关系，悌以维护横的关系。阳城明清是受儒教影响很深的文化名城，“入则孝，出则悌”的范例是俯拾皆是的。有一个叫卫吾良的贡生，曾任太原训导。母亲病倒在床，他常侍奉在侧，喂水喂药必先尝而后进，内衣便器必亲自洗涤。母病四年，夜寐床侧，从不解衣睡觉。

        还有为孝敬父母而不去做官的人。陈廷敬母亲去世之后，父亲在家孤苦寂寞。为在老父膝前承欢，其弟陈廷继念诸兄弟为官在外，乃家居侍父，问安视膳，不忍暂离。直到父亲去世后，才就任国子监学录。城里有一个叫白雍泰的人，父亲患病，医生说非人参不愈。家穷，买不起人参，怎么办？听人说析城山有人参，即焚香告天，往山中，寻找数日乃得。嘉庆丙子（1816）参加乡试时，父亲于八月十五病逝。等他考毕回家，悲痛万分，数日不进水米。因为中秋是父亲的忌日，终身不再参加乡试。他学问渊博，晚年曾主讲城中仰山书院。

         兄弟敬爱情深，有白含章、白含秀兄弟为例。崇祯末年战乱时，白含章同弟弟渡沁河避难，途中遇兵被抓。他拿出自己携带的钱财想求释放，却没有得到批准。于是就对押他的兵士说：“杀我吧！弟弟尚未有子，请把他放了！”含秀听了哥哥的话，急忙说：“一家衣食全靠大哥，请杀我，把哥哥放了！”兄弟二人的义气把押解的军人感动了，就把他们兄弟俩都放了。

        也有把对兄弟的爱施加于侄儿的。在明末避乱时，田从典的父亲田雨时曾带幼儿与孤侄走避山谷间。因情势危急，恐不能两全，就丢下儿子，背负孤侄逃走。随后兵退，田雨时又往山谷间寻儿子，见儿子无恙，喜出望外。县城化源里有一个叫白植芸的人，早年父母双亡，十九岁就随人往豫州学做生意。中年兄病，闻讯即日夜赶路回家探望。到家不久，兄即气绝。植芸悲痛不已，安葬兄长之后，他又承担起小弟植兰和两个孤侄的养育、婚娶之责。

       如果说爱家人、爱族人与“孝悌”有关的话，那么助邻居、助乡亲就与“义”相连了。这样的事例也不胜枚举。有一个叫崔暶的人，其兄远在岭南经商，久而未归，其嫂病故，遗子女各一。崔暶不仅安葬了亡嫂，而且把侄儿侄女养大、婚嫁成家。后兄长归来，道谢。崔暶曰：“此吾分，兄何谢乎！”崔暶秉承父志，乐善好施，常常在年荒岁欠之时，接济乡邻。乡邻向他借债、借据累积多达五百两银子。一日，他把借主召来，当众焚之一炬。

        如果说这是富户，九牛一毛，拿一点助人不算什么的话，那么也有并不富裕，却倾其所有而助人的。上伏里有一个叫于士兴的教书匠，他在晋城舌耕。年末归家，道经苇町，见一人被索债者逼得十分窘迫，就走上前去对索债者说：“吾囊金九两有奇，如毁券，当以代偿。”索债者按他说的当众毁掉了借据，他也慷慨地倾其所有，代人还清了债务。春节在即，家中的老婆孩子怎么过年？我们既为之感动，也为之担忧！

        县志中还记载了陈三乐一件感人的事迹：有一年岁末，陈三乐偶感风寒，夜寝于床。忽有人敲门告急求助，他正欲起身，母亲阻止说，风很冷，明天再见来人。他睡下后，辗转反侧，不能入眠。于是对母亲说：“人遇急来求，度日如年；儿虑之不寐，是两不安也。”急忙披衣起床，把钱送给告急之人。回来后他笑着对母亲说：“可以安寝矣！”邑乘称他“为善不倦。岁祲，减飱以候饿者”。看来，这确是一位乐于助人的人！

        说到助人抒困，大义凛然者，就不能不说到台头人栗时荣。他从小不喜欢读书，挽弓射箭、舞刀弄剑，养成了一身豪侠之气。他的本家祖母和他的母亲曾因家常小事产生隔阂，以至弄得关系很紧张。就是这个本家祖母晚年卧病床榻，因其子早亡，诸孙尚幼，无人能够照顾，是这位栗时荣不计前嫌，侍候在侧，并如其子一样为她料理后事。这位从祖母深受感动临死前悔恨泪下，向他道谢。就是这位栗时荣，在花甲之年，竟然陪伴“罪臣”张慎言不顾风霜严寒，千里迢迢一直走到甘肃酒泉戍所。那是天启六年（1686）。张慎言被阉党陷害。谪戍酒泉。当时“珰炎炽甚”，“缇骑日几辈出国门”，全国一片白色恐怖。与张慎言交好的士大夫，连看望都不敢去看望他，更不要说为他饯行送别。张慎言离家启程时，也暗暗做好了“不复生还”的打算。栗时荣就是在这“黑云压城城欲摧”的情况下，不顾安危，不图报答“毅然请行”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