阳城清代著名诗人延君寿有一首题为《打铁花行》的诗歌，诗的全文是：

并州产铁人所知，吾州产铁贱于泥。

巨炉炽炭镕铁汁，打铁铁花飞虹霓。

月里天阴叫山鬼，金鸟烛龙乍舒尾。

真疑天使踏红云，乘风欲截银河水。

下策无端用火攻，拍手笑煞村村童。

珠光迸落救不得，三日忽忆咸阳宫。

铁性虽完铁有用，小佐耕夫大成甕。

如何弃置古原头，盐铁有官抱深痛。

人生行乐真何须，聚蝎杀人劳欢呼？

此作俑者何达理，乃与伂侩同豪粗。

九州一铸哪堪再，绕指而柔羡若辈。

君不见，冶铁铁飞金失性，此虽儿戏终当戒！

打铁花是阳城特有的一项喜庆娱乐活动。盛大节日，特别是元宵节，把铁加热熔化，在山头旷野击打，让铁汁四溅迸发，如放焰花。延君寿在这首诗中描写了阳城古代打铁花的情景，斥责了那种践踏个性、拿有用之物去“行乐”的罪恶行径，痛心地发出了“吾州产铁贱于泥”的慨叹。也许正因为“铁贱于泥”，人们“视之不甚惜”，才会在这项特有的“儿戏”。“铁贱于泥”，固然有种种原因，却也从另一个方面反映了阳城冶铁业的发达，产量的过剩。据鲁迅、顾琅合著的《中国矿业志》称：“本省（山西）铁矿以平定州盂县及自潞安州至泽州阳城者最著，其开采似始于二千五百年前，迄唐弥盛。”鲁迅、顾琅的论断一点不差。据《左传》记载，早在公元前513年，晋国铸刑鼎（将法律条文铸在铁鼎上），即向民间征收铁料。晋国都城在曲沃，阳城是畿内地，征铁不会少。且春秋战国时有“阳阿剑”名世，更可见阳城冶铁历史之悠久。据《隋书﹒百官志》载，北齐时阳城白涧即设有冶铁局，为全国七大冶铁局之一，朝廷委有冶官。到了唐代，阳城的冶铁业有了进一步的民展。当时阳城隶属河东道，河东道的冶铁盛况从唐开元十九年（731）所建蒲津（今永济渡）桥可见一斑。蒲津桥的构建是在黄河两岸各铸四尊铁牛，并铸驱牛铁人，铁牛又与足下熔铸成的“铁山”相连，然后用五十六根巨大铁索贯穿而成。按《通志》所载“一牛且数万斤”的情况推算，加上铁人﹑ 铁索、铁山，该桥用铁应在数十万斤以上。岑仲勉著《隋唐史》载，阳城当时为全国95个有铁矿的县之一，为河东14个产铁县之一。据此推算，建造蒲津黄河桥，阳城县分摊的铁至少应在十万斤以上。

宋代在泽州设大广铁冶，为全国著名冶铁区之一。当时阳城仍隶属河东路，《宋史﹒地理志》称河东路“当太行之险，地有盐铁之饶。”北宋统治的一百六十年间，均利用泽州煤铁之乡的丰富资源和十分发达的手工业生产条件屯扎军营，组织工匠人广铸铁钱，大造兵器。《宋史﹒食货志》曾记载景德元年（1004），时任河东转运使的陈尧佐眼见泽州人民因贡纳铁课之重无以生存的局面，不得不奏请朝廷，减免泽州大广冶铁课数十万斤。同治版《阳城县志﹒杂志》中也有“宋李昭遘知泽州时，阳城冶铸铁钱，民冒山险输矿炭，常苦其役，为奏罢铸钱”的记载。由于产铁，特别是产可以制造兵器的优质铁，使得历朝历代对阳城都格外重视。直到明朝之前，阳城的铁矿及铁冶所均在官兵的严密控制之下。

到了明代，国家对铁的需求大幅增加，而官方经营的铁冶所因管理不善，束缚了生产力的发展，产量远远不能满足需求，于是朝廷进行了改革，变官营为民营。《明太祖实录》一七六卷载，洪武二十八年（1395）“诏罢各处铁冶，令民得自采炼，而岁输课程，每三十分取其二”。从此，民营铁冶在山西日益发展起来，阳城的铁产量也大幅度上升。到天顺年间 （1457－1464），阳城“每年课铁不下五六十万斤”（《明英宗实录》卷三二九）。若按上述“每三十分取其二”的税率计算，则阳城县当时 的年产铁量为750－900万斤。明洪武初年，阳城全县生铁产量为115万斤（《明会典》卷一九四），居全国第五位。天顺年间的铁产量比洪武初年提高了七八倍。当时的润城镇已出现了“规模巨大（多村连片）的冶铁业”。润城镇东北二公里处原有一条黑松沟，当地居民在沟中建炉冶铁，白天炉烟弥漫，夜间炉火通明，因此被人们称为“火龙沟”。沟中冶铁致富的居民砍光沟中的松树修建房屋，使沟中原来的上庄、中庄、下庄三个小居民点连成一片，形成一条长约一里的村落，村名也改为白巷里。据民国二十三年（1934）编写的《山西省阳城县乡土志》记载，“明正德七年，霸州贼刘六、刘七至阳城东白巷里等村，村多冶业，乃以大铁锅塞衢巷，登屋用瓦击之，贼被创引去”。拒“贼”而以“大铁锅塞衢巷”，可见这一带村庄冶铸业之盛。

润城镇西面与之隔沁河相望的刘善村，也是一个冶铸业发达的乡村。和润城一样，它也以铸造锅、笼、壶、鏊等生活用具闻名，当时都有大量的铁货远销大江南北、长城内外。

这样润城就与邻近几个村庄连成一片，形成了一个以生产销售铁制品为主的“铁冶镇”。润城历史上究竟炼了多少铁，铸了多少铁制品，实在难以说清。不过有三处遗迹，可以让我们窥见一斑。一处是村东的铁山圪顶，另一处是村西的铁山圪顶，都在沁河岸边，由炼铁后剩下的硅渣堆积而成，巍峨如山，人们遂以“铁山”称之，并有人在“山圪顶”修建了山神庙等殿宇。还有一处是村西北的砥洎城。城的内墙大部分是用炼 铁废弃的坩埚修砌而成。砌墙的灰浆，也是用铁渣加石灰调成的，其粘结的坚硬度，远超今天的混凝土。不仅筑城用坩埚，修房也用坩埚，润城及周围村庄，都有很多用坩埚砌墙的房子，几百年后的今天，润城仍存有这样的房舍。

明成化十二年（1476）手抄本《山西通志﹒物产》载：“铁，平定、吉、朔、潞、泽州、太原、交城、榆次、繁峙、五台、临汾、洪洞、乡宁、怀仁、孝义、平遥、壶关、高平、阳城俱有冶坑，惟阳城尤广。”这里所谓的“冶坑”，即用“地下土圆炉炼钢法”炼钢铁的“地下土圆炉”。由用坩埚炼铁转为用“地下土圆炉”炼钢铁，是冶炼技术上的一个巨大进步。用这种方法冶炼的钢富于延展性，可拔成钢丝，是制针的原料。看来此后畅销全国乃至中亚一带的大阳钢针，相当部分原料是来自阳城。那时的润城不仅有了先进的冶炼技术，有了先进的铸造技术，而且出现了一批掌握了先进冶铸技术的工匠，出现了一批以冶铸为生世代相传的冶铸世家。润城河东有栗民一家，早在明朝万历年间已是闻名遐迩的金火匠人。他们不仅铸造一般的日常生活使用的铁器，而且铸造铁钟、铁狮、铁佛等等工艺品。润城砥洎城的镇寨铁牛，润城村内外48座庙观中的铁狮、铁佛都是栗氏几代人的作品。润城镇屯城村东岳庙里至今还存有栗氏铸于万历二十三年（1595）十二月的一只大铁钟。上有大字“风调雨顺，国泰民安，皇帝万岁，太子千岁。”并留有金火匠人的名字：润城村栗大凰及其子继龙，栗大蛟及子继科。据说解州关帝庙中的大钟，也为栗家所铸。栗家在明代还有专为皇室宫廷生产铁器的“待诏炉”。

       随着冶炼铸造技术的不断提高，阳城又创出了国家级名牌产品犁镜。犁镜，原名犁面，置于犁铧与犁杖的衔接处，是农民耕地时为扩大 犁铧翻土效用，便于翻土、碎土、保墒的配套器具。阳城利用本地特有的低硅铁，荟萃各地实用工艺制成的犁面，几何曲面科学合理，耕作中不沾土、省力而碎土、覆土效果好，使用后，犁面光洁如镜，被用户褒称为“犁镜”。

       阳城犁镜的生产，据有关资料记载，已有上千年的历史。犁面的生产最早起源于安徽，后辗转河南流传阳城。阳城得天独厚的矿产资源和冶炼铸造技术，使犁镜的产品质量达到峰巅。阳城犁镜不沾泥土，犁地省力，一天可以比其他地方生产的犁面多耕二分地，而且耐用，不易磨损，所以很受各地农民的欢迎。于是阳城犁镜又有了“翻地虎”、“金不换”的美誉。民国初年，一片犁镜，在苏、皖等地可卖到四枚银元，或可换得五老斗大米。江苏一位老农犁地之后，把犁境用布包好，妥善存放，保护备至。可见各地农民对阳城犁镜的喜爱程度。犁镜是手工生产，用木炭火铸造，要求严格，技术含量颇高。阳城在解决了风箱制作、模型制作和工艺流程三大技术难题之后，产量大幅飚升，年产量也由20多万件增至70万件。据《阳城县手工业志》记载：“阳城犁镜过去曾行销全国20馀个省、地，并一度销往朝鲜、不丹、尼泊尔、印度、日本、菲律宾等地，最高年产量达70万件”。改革开往后盛传温州、金华等地有因生产不锈钢制品累死的老板。而那时阳城确有因制作犁镜浇铸模型而累死的行家。

       随着农业机械化的实现，到二十世纪八十年代中，犁镜这种传统农业的生产工具失去了它的用武之地，这种工具的生产也就终止了。不过为了保护这种传统工艺，国家已把它列入了“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名录”。

      阳城与冶炼铸造业同时起步的有煤炭开采业。阳城处于沁水煤田腹地，煤炭储量丰富，而且储于地表，容易开采，应有悠久的开采历史。据贾天辅、刘伯伦合著的《阳城的煤、铁、磺》文章称：“阳城煤炭开采大约始于东汉，距今已有1700多年的历史。”煤炭，早先称为“石炭”。同治版《阳城县志》载：“宋……陈尧佐为河东转运使，以地寒、民仰石炭为生，奏除其税。”可见宋时阳城煤炭的开采已相当普遍。明朝的于谦在做山西、河南的巡抚期间常常奔走于太行山上、潞泽两州，在阳城沁水等地看到煤炭的开采和利用，有感而发，写了一首《咏煤炭》：

       凿开混沌得乌金，藏蓄阳和意独深。

        爝火燃回春浩浩，洪炉照破夜沉沉。

        鼎彝元赖生成力，铁石犹存死后心。

        但愿苍生俱饱暖，不辞辛苦出山林。

         这虽是一首托物言志诗，表达的是诗人“但愿苍生俱饱暖，不辞辛苦出山林”的为国为民的高尚情操，却也从另一方面反映了那时太行山区民生对“煤炭”的依赖程度。诗中“鼎彝元赖生成力，铁石犹存死后心”一联，更使我们联想到早在公元前513年晋顷公“铸刑鼎”时，就已经在挖掘和利用煤炭了。阳城东乡最早崛然的李、陈、王三家，都是靠煤炭起家的。李家是阳城最早的巨商，后面再作介绍。陈家即清初出了文渊大学士的陈家。其七世祖陈林，正因为在“金裹谷”挖煤、管账、开煤窑而一步步致富，才于明宣德四年（1429）在阳城郭谷里中道 庄，买土地，建房屋，安下家来。王家，即明万历年间出了吏部天官的王家。在东乡润城一带有一个流传至今的故事——“老狗想起冻柿来”——讲的就是王国光从小卖炭的故事。至于他晚年被革职罢官，怕流放边地，而编造“蠹山虫人来大”的戏语，把阳城形容得十分恐怖，那是他要借挖煤工人保护自己。看来这个名声赫赫的一品大员，一生都与煤炭脱不了干系。只是那时靠钁刨人背，产量毕竟十分有限。

       阳城在古时还有一种产业应该提及，那就是火石。火石是一种黑色的石片，两片相击，可以冒出火星，点燃纸片。不要小看这东西，在“洋火”未入中国前，这可是极为便捷的取火工具。阳城的火石生产不知始于何时，而直到清末、民国初年，每年仍有大量火石向外行销。光绪年间编修的《阳城乡土志》记载：“以今日计之，火石行二十万（斤）不足，铁货行三百万（斤）而有奇；以昔日较之，铁货仅及其七之三，火石不及其十之二。”若按十之二计算。过去每年当有二百万斤行销外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