阳城有“十凤齐鸣”和“十凤重鸣”的佳话，从清初一直流传至今。清顺治二年（1645）在太原举行的乡试中，阳城有卫贞、杨荣胤、乔映伍、田六善、王兰彰、王润身、李之馨、王道久、白方鸿、田绍前十人同时考中举人。顺治三年（1646），在北京举行的会试中，阳城有张尔素、田六善、杨荣胤、王润身、王兰彰、王克生、卫贞、段上彩、赵士俊、乔映伍十人同榜高中进士。阳城人对这两次十人同时科考中榜深以为荣，在县城街头建立牌楼，上书“十凤齐鸣”以示祝贺表彰。顺治八年（1651）乡试，阳城又有杨崇高、张于廷、陈元、成益昌、王日翼、卫振辉、杨拱明、王步阶、上官准、贾益厚十人同榜中举，县人又树牌楼一座，上书“十凤重鸣”。说到“十凤齐鸣”，还有一个有趣的插曲。据说，当初建立的牌楼是“九凤朝阳”，因为放榜时题名金榜的是除田六善之外的九人。九人荣归故里，阳城士绅欣喜若狂，集资修建了牌楼，上书“九凤朝阳”。虽然田六善金榜无名，但其师坚信他的能力，让他留京等待消息。果然半个月后，在会馆中望眼欲穿的田六善等来了参加殿试的好消息。原来当年进士开考前，皇帝曾下诏，凡胸有良策，笔底生花者，待皇帝殿试后，再另出金榜，直接委以重任。殿试时田六善才高艺胆大，对顺治皇帝提出的问题引经据典，对答如流。顺治皇帝见他才思敏捷，有意要难为一下，于是出了一道怪题，顺治帝说：“朕出十个字题目，要你作成二十个字的文章，顺序不能颠倒，文理必须通顺，句子要工整，并要一气呵成。”田六善答：“遵旨。”于是，顺治帝金口念出：“一二三四五六七八九十”十个数字。这确是一道怪题！田六善听后，略加思索，即刻吟出：“一去二三里，沿村四五家。亭台七八座，八九十枝花。”诗一出口，满堂叫绝，连顺冶皇帝也龙言大悦。田六善高中进士，并授户部主事。消息传到阳城，小小山城又一次轰动起来，于是一座“十凤齐鸣”的牌楼又矗立于县城东街。这虽然仅是一个传奇故事。却真实地反映了阳城在清初那个科举高峰期到来时捷报频传，喜事连连的辉煌景像。

        “十凤齐鸣”与“十凤重鸣”是阳城科举高峰的前奏，随之而来的是顺治、康熙两朝33位进士的出现。阳城古代共出了120位文进士，而这个高峰期占到了总数的四分之一强。那时在朝为官的除了陈廷敬及其翰林的兄弟儿子外，还有白胤谦、张尔素、田六善，真可谓“卿辅盈廷”。在外台者则有陕西巡抚张瑃，浙江巡抚张泰交，至于监司守令则指不胜屈。确是一个科举人才辈出的高峰期。而处于这个高峰之巅的就是康熙朝的名相陈廷敬，他不仅极人臣，在位时间长。而且著作等身，文学成就很高。他传世的著作有《午亭文编》五十卷。《午亭归去集》二卷。他的诗文品位高，被人们称赞为“燕许之笔”。山西大学教授任茂棠在为刘伯伦所著《陈廷敬》一书写的序言中说：“近些年来，学术界对陈廷敬的研究有了可喜的开端和良好的势头。一致认为陈廷敬不仅担任过编修《康熙字典》、《佩文韵府》、《明史》、《大清一统志》等书的总裁官，在文化上对中华民族有过突出的贡献，而且还是一位很有作为的政治家、造诣颇深文学家。‘康熙盛世’的形成，他有很大的功劳。”这是对陈廷敬一生成就的公允评价。

        明清是阳城科举时代的辉煌期，共出进士98位，占历代进士总数123位的79％。不仅人数众多，而且有不少在历史上起过重要作用的高官名宦和旷世奇士。阳城历史上的两个阁老，四个尚书，都出在这个时期。两个阁老是：清康熙文渊阁大学士陈廷敬，清雍正文华殿大学士田从典。四个尚书是：明万历年间的吏部尚书国光，明天启年间的工部尚书白所知，南明吏部尚书张慎言，清顺治年间的刑部尚书白胤谦。他们皆非徙具虚名的尸位素餐之辈，而是能匡主益民的辅弼良才。

       王国光是万历初期的政治家，财政家，是张居实行改革的得力助手，对所谓的“万历中兴”起过积极的推动作用。万历初年，明王朝国力衰竭，以至朝廷官员的俸禄屡屡拖欠，不能下发。王国光担任户部尚书后采取了一系列的改革措施，才使经济状况有所好转。特别是他留心国计，精心编辑了《万历会计录》，为张居正推行“一条鞭”法，改革赋税制度提供了依据，也为以后明清两代的田赋政策提供了准则。担任吏部尚书后，他选拔任用拥护改革的官吏，为张居正的改革提供了人才和组织上的保证。

白所知素有清望，熟悉掌故，办事符合民情。任南京户部左侍郞时，因军饷亏缺，兵士欲在祭陵时譟乱。白所知闻讯果断地在户部门前贴出布告，预发口粮一月，停供其他不急之需以给军，及时平息了动乱。

张慎言受命于明王朝苟残喘之时，为了安内攘外，他曾上“中兴十议”，但因福王背庸，党争不已，虽被采纳，却难实施。他又受阉党攻击、弹劾，只能上疏请退。

        白胤谦为刑部尚书时，为清入主中原之初。他用刑平允，所属各司官员都熟习刑法，秉公办事，不敢滥用刑罚。

田从典中康熙甲子（1684）科乡试亚魁，戊辰（1688）会试中第87名进士。乙亥年（1695）任广东英德县知县。下车伊始，即写誓文于庙：“若为囊橐之计而倾一人之家，任喜怒之私而戕一人之命，则大瘐岭上将同颓石齐倾，始兴江头直与流波俱逝。”他在英德县任上悉革陋例，尽除宿弊，置地兴学，教养人材。惩恶扬善，深受民众拥戴。而那些横行乡里，鱼肉百姓的劣绅却对他恨之入骨。他秩满返京时，劣绅恶霸暗中合谋，趁夜深人静，在县衙门上写下“虎走山还在”的字句。第二天早晨，县衙前人群议论纷纷。他得知详情，即在衙门上续了一句：“山在虎还来”。字句一出，送别的百姓连声喝彩。

       他任御史时，曾上疏深刻揭露不依成例请调州县官员的弊病有三：图优缺，避冲繁，豫为卓荐地；督抚滥调的弊病也有三：徇请托、得贿赂，引用私人。并且尖锐地指出：“名为整顿地方，简拔贤良，实乃巧开捷径。屡经败露，有骇听闻。”任都察院左都御史时，奉旨查办安徽布政使年希尧、凤阳知府蒋国正贪污案，将国正处斩、年希尧罢官。从政三十馀年，性甘俭约，食无兼味，家无厚产，门无杂宾，有清白宰相之称。雍正皇帝亲书：“清謹公方”四字赐赠。

       清初康乾盛世的出现，雍正帝功不可没。他光父裕子，殚精竭虑，作出了巨大贡献。而作为雍正帝辅弼大臣的田从典，也可谓“鞠躬尽瘁”。七十三岁时，雍正帝才准许他致仕归里。离京前“优诏褒许”，加太子太师衔，并“赐宴于居第，令部院堂官并集，发帑治装。”临行日，又令“百官祖饯，驰驿归里，驿道二十里，有司送迎。”可见雍正对他的倚重和感激。临行之时，田从典入宫辞别，雍正帝又赐他榜联和冠服朝珠。匾曰：“元衡介福”。联曰：“德重肫诚嘉犹资辅弼，礼崇惠养眉寿备思荣。”

        那个时期不仅为国家培养了一批德才兼备的官吏，也为社会培养了一批才华横溢的顶尖人才。下面就以一个数学家，三个诗人为例，看看那些俊杰之士的风采。

一个数学家是被誉为“北方之学者”的张敦仁。张敦仁天资聪颖，二十岁即中进士。初任江西吉安、安徽庐陵知县，后任松江、苏州知府，再调江宁知府，兼江南十府粮道，致仕前为云南盐法道。官场四十馀年，在富庶繁华之地，行清廉之政，兴利除弊，极有政声。

张敦仁一生好学，常手不释卷。他广交学术名流，切磋琢磨，所以每别一地总有许多饱学之士云集身边。像当时的名流郑梦卜、周庆庵等都聚集在他的门下。他的知识渊博，在文学、艺术、史学等领域都有很深造诣，特别是在数学方面成就更为显著。从其传世的《辑古算经细草》、《求一算术》等数学著作中，可以看出他在继承和发展我国古代数学的研究和应用上做出了杰出贡献。

我国唐代数学家王孝通的开带从立方法（求三次方程的正根），南宋著名数学家秦九韶的“求一术”和元代数学家李冶的“天元术”等重要数学论著，具有当时世界先进水平，但因运算过程有许多复杂的程序不易为人们理解和接受，明中叶后几乎失传。直到清代，才经张敦仁等人发掘出来。张敦仁悉心探讨，大胆尝试，精心阐述，改进和简化了运算程序，推动了古代数学成果在实际中的应用。他的《辑古算经细草》就是利用“天元术”方法，辑古二十术，解释数学的高次方程和解直角三角形的容圆问题，阐述相当独到。他的《求一算术》则在着重阐述《数学九章》中所记载的“大衍求一术”，并在此基础上更加详尽地阐明了整数论中的一次同馀式解法。

张敦仁在研究《测圆海镜》时，不仅探索研究了李冶的170个用“天元术”解直角三角形的容圆问题，而且从中发现了李冶还有一本《开方记》已经失传。于是在秦九韶的正负方法的基础上，进一步钻研，写出了《开方补记》。

张敦仁的数学著作很多，但因遭战乱十不存一。现存于世者只有《辑古算经细草》三卷，《求一算术》三卷，《开方补记》八卷，《通论一卷》。其他方面的著作尚存于世者有《尔雅考》、《尚书补注考异》、《雪堂墨品》等。

三个诗人是延君寿、张晋、李毅。

延君寿，字荔浦，阳城润城北音村人。曾任莱阳、长兴、五河县知县，剔除奸弊，清除积案，很有才干。闲馀与文人学士诗酒唱和，诗有白居易之风。辞官返乡后，潜心于文学创作，于乾隆五十六年、五十七年（1791、1792）间与张晋、陈法于、张为基结“樊南诗社”，倡导一代文风，人称“骚坛四逸”。嘉庆十一年（1806）前后，他编辑《樊南诗钞》，精选阳城诗人诗作，刊行于世。诗人王炳照、李毅和他的长子延赏死后，他又亲自为他们编辑出版了个人诗集——《介雅堂诗集》、《松溪诗稿》和《树昏小屋诗钞》。他的著作有《六砚堂诗集》和诗论《老生常谈》等。《老生常谈》是清代一部为人称道的诗话，被当代文论家郭绍虞教授编入《清代诗话选》，列为大学文科教材。山西近代学者晋城郭象升认为他“诗近宋人，多瘦硬苍奇之音”。

张晋，字隽三，阳城润城人。一生爱诗而淡于名利，中秀才后即不求仕进，游学豫、冀、鲁、苏、闽、湘、楚、粤、等地二十多年。“读万卷书，行万里路”，使他的眼界、心胸大为开阔。诗歌创作也达到炉火纯青的境界。返乡后与“樊南诗社”众诗友及王炳照等诗人“徜徉诗酒，抒发性灵”，“绝无抑郁牢愁之感”。相中张晋这匹“千里马”的伯乐是周石芳，湖南湘潭人，曾任京官。为学使来三晋督学时，在泽州的童子试时发现了李毅 这个诗才，极为赞赏，于是进而问及其师。李毅返家后提及此事，其师张晋即将自己的诗作献给这位知音。周读后拍案叫绝，后即聘张晋做随员。以后张晋几乎每写一诗，都会得到周石芳的称赞。张晋《艳香堂诗集》成，周石芳在为诗集所作的序中写道：“若隽三者，岂独雄视三晋，即以诗名天下，可也！”认为张晋的《艳雪堂诗集》“工于言情，长于论古”，《拟明史乐府》“质而不俚，婉而多风，节奏天然，断制精确。”

       张晋生前诗名远播，同时的刘松岚、法司门、李载园、杨蓉裳等诗人对他都赞赏有如，并与他书信来往不绝，太傅阮元、尚书陶澍都因未见他一面而感到遗憾。

        李毅，号松溪，阳城润城下庄村人，是明嘉靖年间山东左布政司李豸的后裔，他身材魁梧，天赋也甚高，读书一目十行。二十岁从张晋学诗，五年内便工雅超群，被补为博士弟子员。周石芳学使曾带他到京城，予以推荐，受到张仲溪侍郎和吴玉松侍御等人的赏识，名噪一时。但终因恃才傲物、出言无忌而不被任用，只好落魄返乡。虽家贫如洗，却整天以诗酒遣怀，痛饮狂歌。延君寿任浙江长兴知县时，他曾只身渡江前往，中途遍游西湖、虎丘等名胜，诗中更添异彩。然而才高命短，仅三十岁就离开了人世。张晋对他这位得意门生的死极其悲痛，写《哭李松溪》道：“十载飘零困五穷，一篇新诗抵三公。生为白眼人皆恨，死及黄泉鬼亦雄。偏是高才伤短命，独储老泪哭西风。从今伯乐休回顾，冀北萧条马已空。”死后，延君寿将他的诗编辑为《松溪诗稿》，并为之作序，刊行于世。关于李毅的诗才，有一则民间传说，可见一斑。原载《阳城县志》（1994）版，今录于后，以飨读者。

        周学使视察江南学政，带李毅同至南京。江南多才子，听说李毅工诗，不服，想比试一番，让其出丑。约期会宴，置酒高阁，梯三层，共200余级。每10级站一个诗人，持壶执杯以待李毅。李毅拾级而登，每至一人前，对方敬酒吟诗，让他和之。李毅不假思索，出口成诗，连闯10关，游刃有余。席毕，李毅说：“礼尚往来，我借花献佛，请诸君如前立，我回敬之。”众人从命，李毅左手执壶、右手执杯下梯敬酒，唱和如前。有的勉强答对，有的难以酬唱，赧颜自饮罚酒。李毅誉满江南。